郑州古董案审判现场揭示刑事司法困境：证据之疑和公正之求应如何解答？

2023年8月17日，备受郑州古玩界关注的高古玉赝品一案在郑州中院开庭审理，“法度Law”在审判现场旁听时的最大感受便是证据争议和公正追求的交织，同时还有跟随着刑事司法体系公正性一起摇摆的被告人的命运。

庭审伊始，法官就组织了控辩双方进行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强调合法证据的核心位置。随后，控辩双方进入语锋最激烈的质证环节。然而，控方提交的数份担负着证明主要案情的刑事口供和录像却引起了被告辩护人们对控方提供的口供证据的真实性和公正性的质疑。诸如录像中没有敲打键盘声音，但笔录中却出现了记录内容；录像中被告人在酣睡，却形成了长达四页的讯问笔录等情况。

证据应当是案件公正的基石，当证据的真实性受到质疑，如何保障公正成为了这场庭审现场面临的重要挑战。

更引人瞩目的是，是关键性物证的缺乏。

例如，一台反复出现故障的执法记录仪器导致多次讯问同步录像无法保存，警方为何还坚持使用？一份办案警方提供的证明这台仪器“此前也曾多次故障”的说明又能证明什么？证明该办案警局此前就出现过讯问笔录同步录音无法提供的情形吗？

例如，本案中被指控的第三层卖家—杨家父子，如果杨父在购买第二层卖家售出的高古玉时明知计划购买的高古玉是赝品，为什么要花费上千万元的高价购买？如果不知道是赝品，那诈骗又谈何说起？

例如，本案中被指控的第一层卖家—郭家父子，控方认为其与第二层卖家申某强为合作关系，申某强将涉案高古玉赝品销售后，按照双方约定的比例从中拿取中介费。作为一位在古玩城待了40年的资深经营店主，老郭为什么不和所谓的“合伙人”申某强一起销售玉器，既然不在交易现场，他又如何保证作为中间人的申某强会如实告知其最终价格，以此实现利益最大化？

还有，小郭在庭审现场坚称自己一直在经营图书生意，并不参与其父的玉器生意，但仍被指控为诈骗的共同犯罪，但是，老郭的工艺品生意一年仅有一百万左右的利润，而小郭的图书生意一年流水就高达上千万，小郭为什么弃多取少？

再例如，本案中，报案人李某清自称其购买玉器共花费了近四千万元，那这笔钱流向了哪里？三层卖家虽然均被查出了巨额财产，但此“四千万元”是否就是彼“巨额财产”呢？

遗憾的是，这些主要案情控方只提供了口供，并未给出令外界信服的物证。

刑事检察在检察权体系中被视为“压舱石”，不仅是因为其具有指控犯罪的作用，同时，还有诉讼监督和保障人权的作用。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确保侦查、审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的检验”，开启了对我国原有的“以侦查为中心、以书面审查为重点”诉讼格局的全面调整和深入改革。

何谓“证据经得起法律的检验”，又为何开启对我国原有诉讼格局的改革，恐怕都需要从“压舱石”作用中找到答案。

只有构建以证据为核心的刑事指控体系，才能改变“重打击，轻保护”“重实体，轻程序”“重口供，轻证据”的办案理念。也只有把一切诉讼活动围绕证据收集、运用展开和推进，才能确保案件质量，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实现司法公正、保障人权，同时也将程序正义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证据，才是“以审判为中心”的实质。

而作为压舱石的检察机关，如何通过履职办案让公平正义更好更快的实现？答案即是应勇检察长提出的“刑事检察重在推动构建以证据为核心的刑事指控体系”。

上述郑州古董案的审判过程犹如一面镜子，在完整流程的庭审过程中，揭示出了刑事司法中一直被外界诟病的诸多习惯，也显现出了“构建以证据为核心的刑事指控体系”存在的问题和挑战。

据了解，郑州古董案庭审结束后并未当庭宣判，而是择期宣判，此次的暂时中止，无疑为刑事司法的调整和反思提供了一个重要契机，对于公众对本案提出的普遍疑问，司法机关应当认真对待，依法调查，确保案件的公正和真相的查明。